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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新《刑事訴訟法》限制律師會見權的思考

來源:《法制博覽》2013年第01期  作者:王岸  時間:2019-03-25

【摘要】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《關于修改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〉的決定》,從多方面對《刑事訴訟法》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改。從某種角度上說,“辯護制度”是其修改的主要亮點之一。會見權是辯護制度的核心內容,律師不能會見當事人實質上剝奪了被追訴人最基本的防御權,偵查階段的辯護制度也被架空。新《刑事訴訟法》對會見權限制的規定與國際司法準則、國外司法制度仍存在差距,需要進一步地完善。

【關鍵詞】辯護制度;會見權;《刑事訴訟法》

英國平均主義派領袖J.李爾本在《人民在約》一書中明確主張被告人應有權辯護或聘請他人協助辯護。[1]辯護權作為保障人權的重要部分,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基本權利。而辯護制度本身也被認為是體現一國訴訟制度民主程度的標尺。

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《關于修改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〉的決定》,從多方面對《刑事訴訟法》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改。從某種角度上說,“辯護制度”是其修改的主要亮點之一。加上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的《關于修改的決定》,使得新《律師法》涉及“辯護制度”的規定與新《刑事訴訟法》的規定保持了一致,讓整個辯護制度體系得到了統一。本文由于篇幅有限,故以會見權為角度,對新刑訴背景下的律師權利保障進行思考。

新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7條第3款規定:“危害國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動犯罪、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,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,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。上述案件,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。”此規定乃是對偵查階段律師會見權的限制。然而,此規定是否合理?其他國家是如何規定的?是否符合國際司法準則?應如何完善?這些將是本文要思考的問題。

學界認為該規定合理的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:(1)有效防止“涉密案件”條款的濫用。1996年《刑事訴訟法》規定,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需要經過偵查機關批準。隨后此規定成為了實踐中偵查機關不予律師會見當事人的主要理由,一些并非是國家秘密案件的也以此為由不予律師會見。這大大妨礙了律師給予當事人必要的法律幫助。新《刑事訴訟法》對特殊案件進行具體規定,使得偵查機關不能再隨意以“涉及國家秘密案件”為由不予批準律師會見,應當說是有效地防止了該條款的濫用,對保障人權有著重要的作用。(2)滿足了偵查機關的“功利主義”。有學者認為,“從我國現階段的犯罪形勢、偵查條件以及偵查模式來看,如果允許律師在所有案件中隨時憑?三證?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,一些重大疑難案件的偵查必然難以突破,而且可能引發律師與偵查人員之間的尖銳沖突,尤其是在偵查階段的初期。即使在法治國家,對于偵查階段的律師會見也不是完全沒有限制的。”[2](3)考慮到了國家利益、社會利益與個人利

益的平衡。有學者認為,對于一些特殊案件,律師的會見要經過偵查機關的許可,是考慮到了國家利益、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平衡。[3]

筆者認為,依據該規定,對于特殊案件的律師會見,需要經過偵查機關的許可,在司法實踐中將如何有效實施有待商榷。但就本身法條來說,會見權很有可能因為案件的特殊而被剝奪。然而,會見權是被追訴人基本的權利,其是辯護制度的核心內容,一旦律師不能會見,其給予必要的法律幫助就無法做到,對偵查階段可能發生的刑訊逼供、超期羈押都無法實現監督,對于偵查階段的公權力也無法實現制衡,律師不能會見當事人實質上剝奪了被追訴人最基本的防御權,偵查階段的辯護制度也被架空。

在我國臺灣,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4條規定,辯護人得接見犯罪嫌疑人及羈押之被告,并互通書信。但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,得限制之。 臺灣刑事訴訟法將會見權劃分成被告會見權與辯護律師會見權,辯護律師除因第34條規定限制之外,都應當予以會見當事人,無需經過申請核準。在日本,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9條

第3款規定,司法警察為實施偵查而有必要時,對于會見權的行使可以指定日期、場所及時間。[4]這一規定說明日本偵查機關在為偵查需要,也未禁止律師會見,而僅僅是延遲了律師與被追訴人的會見,以此限制會見權的行使。在英國,《警察與刑事證據法》第58條規定,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懷疑犯有嚴重可逮捕罪行,會見將“干擾或妨害與嚴重可逮捕罪行相關的證據之收集”時,偵查機關有權限制會見。[5]在法國,《刑事訴訟法》第63條規定,在有組織犯罪案件中,律師只能在第36小時介入;在販賣毒品或者恐怖組織犯罪案件中,律師只能在第72小時介入。[6]

綜觀國際刑事司法準則、國外刑事司法制度對于律師會見權的相關規定,在一些例外情形下,對律師會見權進行限制是符合國際司法改革趨勢的,然而,禁止律師會見當事人的規定并不存在。此外,我國關于律師會見權的規定與國際刑事司法準則、國外刑事司法制度還有相當的差距,在會見權限制的具體規制方面并沒有明確的規定,比如會見的次數、時間、限制會見的法定理由等等。

綜上,筆者建議,律師會見權僅可限制而不得禁止,對于特殊案件的律師會見權可以從會見的次數、時間、方式等進行限制,這不僅順應了國際司法改革的趨勢,也符合了保障人權、維護正當法律程序的理念。此外,為了防止偵查機關肆意拒絕律師會見當事人,立法上應當具體明確規定限制會見的法定理由,以此保障律師會見權。

參考文獻:

[1]陶髦,宋英輝,肖勝喜.律師制度比較研究.[M].北京: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,1995:6.

[2]孫長永.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制度立法的三大疑難問題管見[J].法學,2008(7):8.

[3]張軍,陳衛東.刑事訴訟法新制度講義[M].北京:人民法院出版社,2012:20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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